前言
2019年初，促轉會規劃「轉型正義相對論」，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進行對談，期望深化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撞擊出更多元豐富的思想火花。其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楊翠與我和我的波蘭先生谷柏威（Pawel Gorecki，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總計進行了三次對談（2019/02/13、2019/03/14、2019/06/12），議題包含轉型正義、民主、人權的價值；轉型正義如何進行空間轉型與價值重整；轉型正義應該做什麼？應該避免什麼？
原本，左岸文化在2021年的台北書展要舉辦「走出國家的記憶迷宮：威權象徵與監控檔案可以告訴我們的事」七場系列講座，我們和楊翠老師會講其中一場「轉型正義相對論 — — 台灣、波蘭的威權記憶與公共空間」，回顧這三次對談，並且談談從對談結束後到現在，波蘭及台灣的情況經歷過什麼改變。雖然講座因為疫情取消了，不過我還是把Pawel原先準備的講稿整理、擴充後貼在這裡，代替講座。（我的講稿也可以在線上看到，請見〈台灣要回顧國家的不義歷史，也要想想未來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以下是Pawel原本的講稿整理、擴充後的內容。他從轉型正義出發，但後來談的不只是轉型正義，也包括他對台灣這個國家的看法。
谷柏威（Pawel Gorecki）／文
林蔚昀／翻譯
2019年，我和蔚昀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楊翠進行了三場關於轉型正義的對話。我住在台灣五年了，台灣是我的家，我的國家。我、蔚昀和楊翠老師共同思考什麼是轉型正義、如何評價台灣的體制轉型過程、還有波蘭 — — 我出生、成長、生活及工作多年的地方 — — 的轉型過程和台灣的轉型過程有多麼不同。
在我們的對話中，我用藝術家的眼光和哲學家的訓練分析波蘭社會的情況。促轉會很重視這三場對話，把內容印成小冊子供人閱讀（本來是要在書展講座上發給聽眾的，現在會在促轉會的社會對話展展覽會場發放，在蔚昀的medium也可線上閱讀，請見〈轉型正義相對論〉）。我鼓勵大家去閱讀這些對話，我也從中學到很多。現在我想要補充一些對談中沒說到，但同樣重要的事。
轉型正義是什麼？它是對不義的清算，是建構正義。我們需要轉型正義，實踐轉型正義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我在此想提出一個重點：轉型正義需要強大的社會機制才能夠完成。這個機制的圖示如下：
如果沒有這樣的機制，那麼實踐轉型正義的過程
將會是不可能的
或是
有缺陷的
而且會被
意識型態操控。
以上提到的問題，正是波蘭的轉型正義（體制轉型）所遇到的問題。
波蘭這個國家從2016年開始（2016年右派政黨「法律及正義黨」上台執政），政治體系就砍掉重練，社會族群分裂（右派不喜歡左派，左派討厭右派，親歐／反歐、挺同／反同的人民無法溝通），意識型態限制了公民的自由（比如，親天主教的執政黨，透過法律限縮女性的自由，自2021/1/28起，波蘭有了歐洲最嚴格的墮胎法之一），而平等蕩然無存（同志族群的人權不受重視） — — 因此，在波蘭沒有社會凝聚。
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上的成功（無論大小）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它得填補社會的裂隙、遞補國家缺席之處。國家沒有多餘的錢去培育下一代，無法讓年輕人傳承上一代的民主經驗。
台灣轉型正義遇到的問題則完全不同。那些問題不是像許多人想的那樣，是內部的矛盾造成的（雖然這也很重要，但不是轉型正義工作的主要阻力），而是 — — 令人驚訝的 — — 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看待台灣國家地位的方式。
如果國家的地位是「有疑慮的」，就無法以一個強勢（有效）的政治／社會體系運作。它運作的方式會是綁手綁腳的（不只是在轉型正義的領域，在所有的領域都如此），我以這張圖來表示：
這是一個失衡、混亂的局勢。當國家消失，人民就必須撐起經濟，沒有了國家的照顧，經濟也很吃緊，這是為什麼它是紅色的。人民無法為國家做主，只能為自己的自由做主。為什麼國家不見了？因為我們的聲音被奪走了，我們無法說：國家、民主、經濟，我們必須跳過國家，跳過自己，這樣才不會「傷害別人的感情」。在某些情境下，我們無法強調「台灣是個民主國家」，而改口強調：「台灣和其他國家的共同價值是民主」。我們的外交單位擔心外國的反應，於是小心翼翼地在修辭之間如履薄冰。然而，其他人因此對我們品頭論足，說我們「沒有把國家的名字說出來，因此我們也不在意自己是否是個國家」。最後，我們只好把希望轉向經濟，對它大喊：「喔，經濟，我們的公平在哪裡，我們的補償在哪裡？」
波蘭和台灣沒有共同的民主經驗，因為波蘭和台灣的經驗是完全相反的。他們（波蘭人）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激烈爭執，彷彿在吵到底要喝加了酸奶油的湯，還是要喝沒加酸奶油的湯。他們把國家當成大衣，把憤怒的拳頭塞進這件大衣。他們在寒冷的時候很開心自己有這件大衣，而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則把大衣收起來夾在腋下。
一直到1989年，波蘭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沒有外交關係，但是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都沒有否定中國民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身份。當然，波蘭稱中華民國為蔣介石統治的「山姆大叔的帝國傀儡」（山姆大叔是共產國家在冷戰時期對美國的輕蔑稱呼），但在那時候，所有世上的國家都是國家，不管是「人民共和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1989年前，波蘭看待中華民國的方式，和後來李登輝所提出的「兩國論」是一樣的。
然而，在波蘭民主化後，波蘭對台灣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波蘭沒有和台灣（中華民國）建交，反而認定它是個「不存在」的國家。這個「認定」對於了解接下來整個九〇年代波蘭的外交政策變化很重要。這個「認定」的意思是：「我們不知道該拿這個和我們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怎麼辦，所以我們認定它不存在。」「我們決定，我們會認為，我們在那裡沒看到國家。」
我必須在此強調，所有的國家都可以自己獨立決定，要不要和某個國家維持外交關係。但是「沒看到」某個國家，就像是在一群人的談話中「沒注意到」某個人。那些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人，不想和他們認為身份低下的人說話，因為他們害怕這樣做有失身分。我曾經在八〇到九〇年間，在波蘭的一個劇團擔任經理，我有一次要去和棺材商借一個棺材，因為日本舞踏大師吉本大輔的演出要用。在談判過程中，棺材商一直說：「就像我們約好的，請您過來把那拿走，然後用完後，請您把那歸還，不能弄壞。」他不想用「棺材」這個字，因為他害怕會招來不幸。波蘭人民共和國時代的黨員和作家是理性主義者，他們不相信不存在的事物，因此他們可以心平氣和但強硬地說：「台灣是美帝走狗和傀儡。」而現在波蘭是美國的同盟了，波蘭政府的人很難再用冷戰時期的語彙說：「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從2004年開始，波蘭是歐盟的成員，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對台灣身為國家的地位視而不見，而歐盟中的各別成員，也對台灣身為國家的地位視而不見。
自從波蘭認定了「台灣不存在」這件事，波蘭的外交人員、公務員、學者、作家、媒體記者還有廣大民眾，都會引用國際法的說法，比如像這樣：「台灣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它是大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它也是一個獨特實體 — — 它罕見地結合了國內和國際的元素，形成了一個分離的地緣政治的實體，獨立地符合了某些國際法上定義的主體的屬性。」（原文：Taiwan is not a fully independent state; it is part of the larger Chinese state. However, it is also a unique entity — one that, as a result of a rar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has formed as a separate geopolitical entity, independently fulfilling some of the attributes of subje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law”）。這段話出自雅捷隆大學出版社（Jagiellonian University Press）於2019年出版的論文集《台灣例外論》（p.30），作者是波蘭國際法學者列赫．安東諾維奇（Lech Antonowicz）。他談論國家的方式，彷彿國家是一種食品，根據國際的標準在生產線上製造。波蘭的外交官、學者、記者也會稱台灣為島嶼。他們不提國家，反而一直重複：島嶼、島嶼、島嶼，而且是用單數的島嶼（wyspa）。就像前面那段引文所說的：「分離的地緣政治的實體，獨立地符合了某些國際法上定義的主體的屬性。」他們關於台灣的知識是很貧乏的，沒有超越葡萄牙人（波蘭在1400–1600年間和葡萄牙有往來，波蘭出口了許多建造遠洋船艦的木材）告訴他們的：「福爾摩沙。」我最近終於在林榮基在台北開的銅鑼灣書店買了Richard Saunders的The Islands of Taiwan（台灣的眾多島嶼），我想要告訴波蘭的學者們，台灣不是「一個」島嶼，而是由「眾多島嶼組成的國家」。但我知道波蘭學者們會說什麼。他們會說：「你手上的那是一本書，而我們寫的是學術著作。」他們的學術著作，經常是拿了台灣政府的補助寫成的。他們會引用裡面的句子，說：「台灣是個實體，是大中國的一部分，你懂嗎？」不，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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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要提到兩個人。2020年一月，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前幾天，網路上出現一段影片，一名血癌末期的年輕男子說他被醫生宣告生命剩下倒數計時，但他希望能撐到投完票、開完票。他在影片中說：「林北癌症末期都要投票，大家投起來。」他在選舉前夕過世了。投票那天早上，我清晨就起來了，到我那一區的投票所去。我沒有台灣的國籍，不能投票。我問投票所的人，我可不可以進去一下子，拍幾張照片留念。看到許多人在投票所開放之前就去排隊，我感到很高興。投票的過程很快速、有效率，而選舉結果在投票所關閉後兩個小時就出爐了。
我屬意的立委候選人沒有勝選。我不會告訴你們我想要投哪個政黨，我的政治立場很明顯，我不是為了隱藏它所以才不說。我想說的重點和那名癌末年輕人一樣，他那時候也沒說他要投給誰，只說：「林北癌症末期都要投票，大家投起來。」我們都是一起的，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我們共同建構這個國家。
幾週前，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修正案，將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年輕人，去投票吧。而我們／你們這些較為年長的人，我們要記得，年輕人會去投票。政治上的選擇不是選擇政黨，而是選擇你心目中的國家想像。政治上的選擇是為了 — — 如我之前所說的 — — 國家、民主和經濟。我們要民主地創造、呵護我們的國家，這樣我們才能在這個國家之中有尊嚴、好好地活著。
一個星期前，我寄了一封五頁的信給我們波蘭的前總統科莫羅夫斯基（Bronisław Komorowski），向他解釋台灣是什麼。我寄這封信的目的是抗議他在波蘭大報「選舉報」（Gazeta Wyborcza）上的訪談中說，台灣的民主品質十分可疑。我在信中提到了台灣年輕人的權利，我提到台灣人如何實踐這些權利。台灣人意識到必須讓年輕人順利就業，並且保障工作的品質。台灣人認為國家必須提供足夠的住房，並且讓孩子們都能上幼稚園。也出於想要保障年輕人的權利，台灣人決定讓年輕人在十八歲時就可投票。
另一個我想要提到的人，也許在下一次選舉時就可以投票了。我說「也許」，因為我並不知道他幾歲，我只知道他還沒滿十八歲。這孩子經常在思考關於「大人」的事，他思考台灣，思考在台灣出版的柯札克的書（雅努什．柯札克是兒童人權的先驅之一，他是個波蘭人／猶太人，「孤兒之家」的院長，在1942年和他照顧的孤兒們一起被納粹所殺）。這個年輕人在讀到柯札克的作品時，問：「為什麼波蘭有柯札克，現在波蘭的民主政權卻侵害某些族群的人權呢？」
他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或者該說，自2016年起，我不再那麼關心「波蘭為什麼會這樣」這個問題了。那已經不再是我的世界。現在，我的國家是台灣，在這個國家，會有年輕人問：「為什麼，當我們已經了解了民主，了解了人權，然而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依然有人侵害人權？」我把他的問題留給你們。你們或許有一天會遇到他，認出他 — — 或者他們，因為有很多年輕人都在問這樣的問題。或者，你們會在他們身上認出自己 — — 你們也曾是年輕人。這是一個關於民主、人權的重要問題，只要關心民主和人權的人，就該問這個問題。而沒有國家，民主就無法存在，這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了，國家很重要。
台北，202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