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初，促轉會規劃「轉型正義相對論」，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進行對談，期望深化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撞擊出更多元豐富的思想火花。其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與我和我的波蘭先生Pawel Gorecki（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總計進行了三次對談（2019/02/13、2019/03/14、2019/06/12），議題包含轉型正義、民主、人權的價值；轉型正義如何進行空間轉型與價值重整；轉型正義應該做什麼？應該避免什麼？
原本，左岸文化在2021年的台北書展要舉辦「走出國家的記憶迷宮：威權象徵與監控檔案可以告訴我們的事」七場系列講座，我們和楊翠老師會講其中一場「轉型正義相對論 — — 台灣、波蘭的威權記憶與公共空間」，回顧這三次對談，並且談談從對談結束後到現在，波蘭及台灣的情況經歷過什麼改變。雖然講座因為疫情取消了，不過我還是把原先為書展準備的講稿整理、擴充後貼在這裡，代替講座。我先生Pawel在他的講稿中，有談到更多他對國家的想法，以及國家與轉型正義的關係，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他的文章〈論國家〉。
以下是我原先的講稿整理、擴充後的內容。
2019年，我和我先生Pawel及促轉會的楊翠老師，就轉型正義及波蘭去共法做了三次對談（「轉型正義相對論」三次對談的內容，可以看另一篇文章〈轉型正義相對論〉，而Pawel的講稿，可以看〈論國家〉）。
我先說結論：第一個結論是，波蘭的情況和台灣完全不同，請大家不要看到波蘭就想到台灣，忽略了波蘭和台灣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第二個結論是，在轉型正義方面，台灣無法從波蘭經驗中學到什麼，只能把它當成殷鑑。不只是去共法的內容及執行，還有「波蘭去共」這件事本身，以及它造成的結果，都讓「看看波蘭，想想台灣」變得沒有意義。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我簡單介紹一下去共法背景、立法過程、執行和問題。2016年的去共其實是第二次去共。在九〇年代初期，當波蘭脫離共產邁向民主化，一些和共產主義密切相關的街道名稱或紀念建築物，如史達林、列寧、貝魯特（Władysław Bierut，曾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捷爾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Felix Dzerzhinsky，蘇聯KGB前身「契卡」的創始人）等都被撤換或拆除，當時做這些事沒有特別立法，而是地方自治團體自發性地透過決議來執行。大部分的街名和紀念建築物都在當時被撤換、拆除了，但部分街名和紀念建築物並未被撤換、拆除，才會有第二次去共。
波蘭第二次去共法的立法和執行過程亂七八糟，本來一開始只要去除街道名稱，沒有說要去除雕像，後來又說要去除雕像。本來訂了一個去除雕像的期限，後來時間大幅提前。立法的是中央，執行的是地方，但關於街道是否符合去除的條件，則要由獨立的政府機構國家記憶研究院 — 反波蘭罪訴訟委員會（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 Komisja Ścigania Zbrodni przeciwko Narodowi Polskiemu，中文簡稱國家記憶研究院，波蘭文簡稱IPN）來提供意見，這多頭馬車的處理方式很容易造成責任分散和衝突。改變街道名稱沒有問人民意見就做，這讓人感覺不好。大家並不是因為擁戴共產而不想去除街道名稱（波蘭人普遍還蠻討厭共產時代的），而是因為習慣了原有的名字，或不想沒被徵詢意見就被迫改變，或怕麻煩，怕花錢。於是出現了很多不是實質的去共（改變名稱），而只是改變詮釋（比如本來是紀念共產事件，後來改成紀念波蘭愛國事件）。然後，還有錢談不攏的問題。中央覺得地方要出錢地方覺得中央要出錢，於是就拖拖拉拉。在去共中，左派人物的街道、雕像被去掉了，換上右派人物，讓人不禁懷疑，右派是否藉機剷除左派在公共空間中的相關記憶，進而鞏固屬於自己的愛國敘事。（這邊寫的比較概括，詳細去共情況請參考我和Pawel及楊翠老師的對談〈轉型正義相對論〉這篇文章）
右派在波蘭是很興盛的，在波蘭，只要你有一點左就會被說成是共產黨，談一下社會福利就會有人認為你要讓共產時代回來。大家都不喜歡繳稅，但是大家都喜歡育兒津貼500+（有生小孩，一個月就可以領五百波蘭幣，可以領到小孩十八歲），甚至比較偏自由派思想的人都會一手反右，一手領津貼。這很矛盾，自由派的波蘭人會上街遊行支持女權，但同一個人會說女孩子足球就是踢得比較差。自由派的波蘭人反宗教治國，但還是會上教堂。
波蘭去共要放在更大的社會脈絡下來看。今天，波蘭人如何看待這段歷史？有更了解嗎？有面對嗎？民主有往前進嗎？沒有。而且不進反退。2015年右派政黨「法律及正義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上台後，波蘭民主陷入危機，該政黨的特色是反共、疑歐、反猶、反同、反難民、反性平教育、親天主教，在任期間造成了諸多問題如媒體壟斷、違憲、司法不獨立、挑起仇恨語言及對立（比如總統選舉前，總統就說現在的LBGT風潮，是比共產主義還糟糕的意識形態，很明顯的就是要大家用反共的方法去仇恨LGBT，鞏固右派選票）、踐踏女權（波蘭政府2016年起推動嚴苛的墮胎法，只有亂倫和胎兒危及母親生命才可墮胎，胎兒有先天疾病不能墮胎。此舉引起全國憤慨，認為侵犯女性權益，2016年波蘭人就上街抗議，沒想到政府沒走國會辯論，而是於2020年請大法官釋憲，說讓畸形胎兒墮胎違憲，強行通過本法，再次激起大規模抗議。2021年1月27日，本法正式生效，相關新聞可見：〈波蘭幾乎全面禁墮胎 群眾不顧防疫連2晚抗議[影]〉）⋯⋯即使受到許多批評，「法律及正義黨」還是有很多支持者。
去共沒有讓波蘭人變得更勇於告別過去面對現在和未來，而是把所有問題怪到共產時代，怪到「上面那個掌權的人」。就像波蘭報導文學作家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在《跳舞的熊》（衛城出版，2018）中寫到的那些被人訓練跳舞的熊或共產體制下的人，在獲得自由後人們不明白那個讓他們痛苦的東西消失了，面對現實他們不知所措，於是繼續用過去的行為模式來面對現實。波蘭人在共產體制下的生存模式是順應體制、鑽體制漏洞，不然就是不信任體制、反抗體制。這些行為在那個背景下是必要的，是活下去的生存方式。然而今天，在自由民主的時代，他們依然用這種方式面對現實，卻不知道「民主」的意義就是人民作主，人民要為國家的樣貌負責，而不是發生什麼事都怪別人。
奇妙的是，許多波蘭人反共，卻不反中共。去年，我受台灣某官方機構所託，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研究了波蘭政界、學界、文化界對台灣的看法。結果非常驚人且令人吐血（我希望有機會可以把這個研究改寫、公開，甚至成書出版）。我在研究中發現，許多波蘭學者、政治人物、文化人士親中親華，對台灣沒什麼了解，依然用儒家思想理解台灣，用傳統大中國思想理解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比如，2015年底，在台灣總統大選前，波蘭漢學界元老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就在一場圖書館講座「太平洋的中國台灣」（Chiński Tajwan na basenie Pacyfiku）上，引用《易經》和《三國演義》，說台灣和中國必須統一才能帶來和諧，否則就會陷入混亂(註一）⋯⋯
許多波蘭學者依然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或是另一個好的中國，或是大中國的一部分（a part of Greater China）。許多波蘭政治人物並沒有因為有過共產歷史就對中共有戒心（波蘭在17+1中，也自認是中國通往歐盟之門），甚至還打算幫中國去共。2016年10月，在波蘭國會的交流會議「亞太日」（Dzień Azji i Pacyfiku w Sejmie）上，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帕雷斯（Jan Parys）說中國不是共產國家，是「後共產國家」，說「中國清算共產黨領袖的手段比波蘭還激烈」，「我們可以說，中國用這種方式有效地擺脫了共產主義的遺產」（註二），因此波蘭可以和中國合作。對於帕雷斯的言論，在場的中國代表們如此回應：「我們就是共產黨不是後共產，但如果波蘭要說我們是後共產，我們不會抗議。」（註三）
而對台灣，波蘭也沒有因為同樣受到壓迫而有特別支持台灣。大家應該還記得2019年蘭嶼椰油國小的小飛魚文化展演隊受邀到波蘭展演，在開幕典禮準備要進場時，發現大會配的是五星旗。小朋友們和老師拿出自備的國旗上場，卻被大會拒絕，在交涉後，小朋友們才順利拿了中華民國國旗參加（相關新聞請見：「波蘭兒童藝術節 蘭嶼孩子拒五星旗」）。2020年，五年一度的波蘭華沙國際蕭邦鋼琴大賽（The International Chopin Piano Competition）公布預賽入圍名單，九名台灣參賽者的國籍被主辦單位標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PRC Taiwan），後又改為「中國台灣」（China, Taiwan）。在參賽者的抗議以及台灣外交部的交涉下，參賽者的國籍最後被改成「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相關新聞請見：「抗議之後 蕭邦大賽台灣參賽者改稱來自中華台北」）
2019年，波蘭西里西亞大學（Uniwersytet Śląski）招收台灣學生去參加暑期波蘭文課程，但是不准學生拿台灣的國旗（本事件始末可以參考楊慈慧於獨立評論在天下的投書〈在波蘭，我切身體會了「被消失的台灣」〉）。波蘭學界裡會有教授覺得反正台灣中國會統一，勸台灣學生改論文題目，做統一研究。亞捷隆大學中東和遠東研究所的台灣研究中心（Taiwan Studies Centre）明明接受台灣政府補助，卻出版了對台灣不利、與台灣現實脫節的論文集《台灣例外論》。書中作者之一列赫．安東諾維奇（Lech Antonowicz）主張中國是個分裂的國家（divided state），台灣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是大中國的一部分（part of the larger Chinese state），同時也是一個「獨特實體」（unique entity），而另一位作者，同時也是本書編者之一，安娜．盧達科絲卡（Anna Rudakowska）則認為台灣應該多多宣傳民主、經濟發展、環保、高水準的生活／教育、國際援助這類沒爭議性、為人廣泛接受的議題，這樣可以贏得支持，但在提起任何和主權相關（包括提及島嶼的獨立性和國際地位）的議題時「要非常小心，因為台灣無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合法性。」。（關於細節，有興趣可以去看我在報導者的文章〈我們必須說出自己的名字──從波蘭學者《台灣例外論》的矛盾談起〉）
而文化界呢，也是被學者帶著走。最近，波蘭老牌出版社國家出版社（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出了一本《彼岸 — — 台灣短篇小說選》（Na drugim brzegu Antologia współczesnych opowiadań tajwańskich），雖然選的都是經典作家，但編者孔莉婭（Lidia Kasarełło）在序中談論台灣和台灣文學的角度，還是很中國／中華觀點，我近期也會寫一篇文章談這件事。
綜合以上，我真的不知道我們能從波蘭身上學到什麼。大概只有學到不要犯他們犯過的錯？身為曾經長居波蘭，也推廣了波蘭文學十年的人，每次我聽到「為什麼波蘭民主會倒退？」「為什麼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這麼左，波蘭政府卻這麼右？」「波蘭怎麼了？」都非常難過。波蘭是我曾經信仰、熱愛的國家，而現在我失去了我的信仰。過去十年，我翻譯波蘭關於兒童權利和民主轉型的作品，也是為了台灣好，覺得可以帶給台灣啟發，但我現在不再這麼相信。我了解波蘭，可以看到最好的、最光輝的，也可以看到最壞的、最墮落的，也就是月亮的陰晴圓缺，但一般台灣人不會看到我所看到的，只會看到外國的月亮好圓好大，即使我說那邊的月亮也有暗面，大家還是不會相信，反而會說台灣也沒多好。
台灣人普遍缺乏自信，我們都只看到別人好的一面，看到自己壞的一面，看不到自己好的一面，別人壞的一面。我覺得這個民族性，或許也和我們的威權歷史有關，因為就是不能表達意見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然就會被抓去關或不明不白死掉。還有，和我們不被國際承認也有關。因為再怎麼好，就是不存在，就不被認為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地方」（miejsce/place）、「存在」（byt/being）、「實體」（entity）、「島嶼」（wyspa/island） — — 這些都是波蘭漢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給台灣的代名詞，他們可能出於不了解台灣，或是怕得罪中國，因此不稱呼台灣為國家（państwo/state）。所有人都迴避我們的名字，彷彿我們是佛地魔（You-Know-Who），但我們明明不是那個做錯事的人。
我覺得我們該學會的，是不要再一直想著怎麼從別人身上學習，而是要先看清自己和別人的真正面貌。盲目地把台灣和波蘭拿來比較，是危險的，因為台灣和波蘭根本不一樣。目前看來，台灣比波蘭進步許多，我們通過了同婚，做的轉型正義也是試圖真正的面對歷史，鞏固民主，我們在女權、兒權、人權、原住民權益、弱勢和移工的權益、環保、土地正義等部分還有進步空間，我們過去二三十年來走得跌跌撞撞，我們不是完美的，但我們一直在往前走，不像有些國家一開始走得不錯，現在卻往後退。我們要學會不要這麼天真，不要看到有人說愛台灣就好高興，不要看到台灣文學在外國出版就很高興，因為你不知道翻譯水準如何，還有這些作品如何被談論。不要盲目看某某學者是名校的就邀請他來台、給他fellowship（獎助金）、給他補助，很多人對台灣沒什麼了解（更糟的是來過以後也沒有更了解），卻來浪費資源，曲解台灣。台灣的情況如此獨特艱困，應該是別人來和我們學習才對。我們必須學會，有這樣的自信。而台灣人在回顧國家的不義歷史的同時，也要想想未來希望台灣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註腳：
註一：石施道引用《易經》和《三國演義》談到中國必須統一的橋段約在2分45秒到4分09秒。
註二：我2016年就知道這件事，但因為原始新聞檔案找不到了，所以帕雷斯的言論只能參考二手轉述。這段話出自Niezależna刊登的〈羞恥〉（Wstyd），文章的作者是住在台灣的波蘭人沈漢娜（Hania Shen），她雖然是激進的右派人士，但她在批評帕雷斯的同時，也認為波蘭應該要和中國合作，出口波蘭商品到中國，只是不能為中國洗白。
註三：因為原本的新聞連結已失效，請見RacjonalistaPL的臉書貼文“PiS: Chiny już nie są państwem komunistycznym”（法律及正義黨：中國已經不再是共產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