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波蘭為例談台灣文學外譯的挑戰及可能突破方式 — —
(本文脫胎自我在「2021年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發表的論文，這裡發表的版本做過一些刪修，註腳中如有連結，會直接用超連結方式處理，參考書目省略。由於論文是一年前寫的，重要的更新我會用補充說明的方式處理）
台灣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也是外國人認識台灣的一個重要媒介，是台灣的對外形象。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台灣政府努力要讓台灣文學「走出去」，積極推動外譯補助、譯者來台駐村、和外國合作出版文學選集。然而，光是提供補助，把版權賣出去，讓作品在國外翻譯出版，就算是「走出去」了嗎？這些作品在國外如何被解讀？能否引起迴響討論？是否真能成為外交上的軟實力？這一切都有待研究。
截至2021年中，在波蘭出版的台灣文學作品，照出版時序排列，分別是：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2004）、《月亮忘記了》（2012）和《地下鐵》（2012）；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17）；三毛的《撒哈拉歲月》（2018）；吳明益的《複眼人》（2019）；黃錦樹《雨》（2020）；華沙大學（Uniwersytet Warszawski）東方學院漢學系（Zakład Sinologii Wydziału Orientalistycznego）教授孔莉婭（Lidia Kasarełło）編選的《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2020）；楊富閔的《花甲男孩》（2021）。(補充：現在又多了蔡素芬的《鹽田兒女》、劉梓潔的《親愛的小孩》和李昂的《殺夫》，不過這些我還沒時間分析，希望以後有機會。）（PS 這些出版品中，許多有獲得台灣文化部的出版補助）
在觀察了台灣文學作品在波蘭出版的情況後，我發現，有些作品雖然出版了，但沒有引起太大關注，有些作品雖然在波蘭取得成功、獲得好評，但被呈現、討論的方式並沒有清楚讓讀者看到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不同，這對台灣的文化外交來說是不利的，因為那樣等於為人作嫁。如果波蘭人對台灣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那問題還不大。然而大部分波蘭人對台灣了解不深，分不清台灣文化／文學和中國文化／文學的差異。
許多波蘭人雖然知道台灣是個和中國不同的國家，但會把台灣看成「另一個中國」、「反共中國」、「自由中國」、「好的中國」、「保有傳統文化的中國」，把台灣人看成「住在台灣的中國人」[註1]、把中華文化看成台灣文化的主體，把台灣文學看作「另一個中國文學」[註2]，很少人能從台灣人的眼光、立場、史觀看台灣。
即使是應該要比較了解台灣的漢學家對台灣的認識也很粗淺。由於波蘭沒有懂台灣和台灣文學的編輯，波蘭出版社沒辦法自己找書、審書，多半要靠譯者推薦，而波蘭的譯者多半是漢學體系出身，看台灣的方式會從中國框架或中華民國框架出發。以上種種因素，讓台灣文學在波蘭出版，以及用出版來做文化外交充滿挑戰。
波蘭的情況或許不是特例，同樣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也可能發生。面對這種情況，台灣文學界及台灣政府該如何因應？如何能更有效地推廣台灣及台灣文學，推動文化外交？在本文中，我將分析部分在波蘭出版的台灣文學作品，以及它們被看待、討論的方式，特別是這些作品是否被歸類、定位為台灣文學，還是被當成中國文學來看待。我主要的參考資料來自波蘭最大書評網站Lubimyczytac.pl[註3]上的讀者評論，也會參考少數我找得到的雜誌和網路書評（在波蘭媒體上，關於台灣作品的書評並不多）、學術論文、譯者或編者訪談／座談。最後，我會針對台灣在波蘭出版及推動文化外交的困境，提出可能的解方。
1. 《地下鐵》和《月亮忘記了》：叫好不叫座
位於羅茲（Łódź）的側屋出版社（Wydawnictwo Officyna）成立於2012年，在2012年出版了幾米的《地下鐵》（波蘭文書名為《色彩的聲音》，Dźwięki kolorów）和《月亮忘記了》（Księżyc zapomniał），譯者是在亞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東方研究院漢學系（Sinologia Instytutu Orientalistyki）擔任助理教授的倪可賢（Katarzyna Sarek）。側屋出版社是一家在波蘭風評不錯的小型商業出版社，平常多半出文學書、哲學書，常做經典重譯（如《審判》、《都柏林人》、《追憶逝水年華》）。側屋沒有亞洲文學的書系，會出《地下鐵》和《月亮忘記了》，是因為當時駐波蘭台北代表處有一名熱心的文化組長努力促成。
在Lubimyczytac.pl上，讀者對這兩本書的反應很正面。《地下鐵》的平均星數是八點一顆星，評分人數為七十多人，有將近二十條則評論。以亞洲作家來說，這樣的評分和評論人數算是蠻多的，畢竟亞洲文學在波蘭是小眾文學，而台灣文學的出版在波蘭才剛起步。許多讀者覺得《地下鐵》的圖很美，文字也很有詩意。Mimi xrayofbooks讚賞幾米的畫風寫實，說他不會像波蘭繪者逃進美化的理想現實中，也肯定這本書對兒童的教育意義。Anettet本來擔心女兒不喜歡，但後來發現女兒很喜歡，還會在每一頁找小狗。也有蠻多讀者覺得這不只是童書， 也是少年和成人讀物。讀者也十分肯定《月亮忘記了》。cymelium說：「我們期待讀的這個作者的其他作品。」Ines說這本書和波蘭孩子熟悉的童書很不同，在波蘭書市上具有全新的質地。
《地下鐵》和《月亮忘記了》在媒體上也獲得好評。在一篇刊登於新聞網站naszemiasto.pl的評論中，亞當．克拉謝夫斯基（Adam Kraszewski）說這兩本書很適合親子共讀，它讓孩子看到「人不能獨活，必須被需要、被愛，每個人都是無法取代的個體。」而在波蘭知名書評網站Granice.pl上，卡洛琳娜．慕哈（Karolina Mucha）則在評論中說《地下鐵》破除了人們對視障者的成見，展現主角（一名十五歲的視障女孩）世界的「非凡複雜及美麗，而這複雜和美麗通常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因為他們的感知也被自己的感官侷限。」
雖然出版社有標明幾米是台灣作者，但有些讀者還是會把台灣和中國搞混。Lubimyczytac.pl上，瑪爾塔．札格拉耶克（Marta Zagrajek）在她的評論中提到：「幾米是真正出色的藝術家。他曾就讀於中國的美術學院（就像我們的ASP），後來又多年從事廣告業。」Ines則說：「《色彩的聲音》的原文版（2001年在中國出版） 書名是《地下鐵》。」（註：幾米是就讀中國文化大學（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美術系，有可能這名讀者看了大學名稱就以為這是中國的，也有可能讀者不清楚中國和台灣的差別。）
讀者搞不清楚台灣和中國的差別，把兩者混為一談，這很正常。然而，應該要了解台灣和中國差異的譯者也會將台灣和中國混為一談。2019年，倪可賢在盧布林天主教大學（Katolicki Uniwersytet Lubelski Jana Pawła II）出版的學術期刊《人文年鑑》（Roczniki Humanistyczne）中發表了一篇文章〈談把中國文學作品的書名翻譯為波蘭語〉（Tłumaczenia tytułów dzieł literatury chińskiej na język polski／Translations of the Titles of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Polish）。
倪可賢舉了許多中國作家如莫言、張愛玲、朱自清、老舍、蘇童等人的作品當例子，然後她提到了幾米：「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無法避免自己的書名譯自英文。莫言的小說原名叫《四十一砲》，但是波蘭版 — — 安格涅絲卡．瓦露利克（Agnieszka Walulik）翻譯 — — 的書名卻取自英文，叫《砲！》（Pow!）。有時候使用英文書名和文化轉換有關，比如倪可賢翻譯的幾米童書《地下鐵》在波蘭出版時就用了英文版的書名《色彩的聲音》（Sounds of Colours）。」在註腳中，倪可賢解釋這樣的決定是和出版社討論出來的結果，因為波蘭只有華沙有地鐵，一般波蘭讀者對地鐵沒什麼感覺，而他們想讓更多讀者產生共鳴。倪可賢沒有在文中任何地方（不管是正文、註釋還是參考書目）提到幾米是台灣作者。一個對台灣不了解的讀者，有可能會把幾米誤認為是中國作家。
《地下鐵》和《月亮忘記了》在波蘭叫好不叫座。側屋出版社後來沒有繼續出版台灣的作品，這其實蠻可惜的。波蘭讀者不熟悉台灣和台灣文學，台灣和台灣文學要在波蘭有能見度，最好由一個或多個出版社把它當作一個書線長期經營。如果側屋繼續出版，或許可以培養出台灣文學的讀者群。
2. 《撒哈拉歲月》：第一本在波蘭走紅的台灣作品
來自斯卡日斯科 — 卡緬納（Skarżysko-Kamienna）的小型商業出版社東方之花（Wydawnictwo Kwiaty Orientu）成立於2007年，一開始是一家專門出韓國文學的出版社，出版了韓江的《素食者》、片惠英的《洞》、申京淑的《請照顧我媽媽》等作品，2018年也開始出版其他亞洲國家的作品，如三毛的《撒哈拉歲月》及吳明益的《複眼人》）。這兩本書出版時，東方之花都有和文學網紅Wielki Buk合作（她在YouTube上有超過兩萬九千名訂閱者），拍攝宣傳影片，還有舉辦抽書活動。《撒哈拉歲月》的宣傳影片有超過2500次觀看人次，《複眼人》的宣傳影片則有超過兩千次觀看人次。
雖然《撒哈拉歲月》不是第一本在波蘭出版的台灣文學，但卻是第一本在波蘭紅起來的台灣文學，甚至在2020年被Granice.pl選為「2019年年度旅行文學」（Podróże literackie 2019）。在Lubimyczytac.pl上《撒哈拉歲月》有八十四人評分（平均下來八點一顆星），二十九條評論（補充：2022年再看，評論變多了，變成七點九顆星）。
許多讀者是第一次看台灣作家的作品，IdęCzytać原本以為《撒哈拉歲月》會是「關於生死的哲學論述」，Zarwananoc覺得「可能會很難懂，要花好幾個月消化」，maitiri_books一開始也認為這本書會很沉重，對它興趣缺缺。這些想像可能來自波蘭人對東方文學的刻板印象（很有哲理、很遙遠陌生、很晦澀難懂、很沉重）。不過當讀者開始閱讀，他們發現這本書平易近人，文字充滿感情，有幽默感，書中所描述的非洲風土人情也很吸引人，可以引起共鳴。有讀者甚至本來對自傳不感興趣，但看了三毛的書後很喜歡。也有讀者對三毛感興趣，覺得她是個奇女子。
不只讀者喜歡《撒哈拉歲月》，書評家也對它頗有好評。Granice.pl書評網上，達米安．柯佩奇（Damian Kopeć）在其評論中說：「《撒哈拉歲月》是波蘭讀者和台灣作家的第一個意義重大的相遇。我們可以說，這等待很值得。三毛的文字質地很好，很動人。她以高超的文學技巧，栩栩如生的描述和美麗文字所呈現出來的世界讓人印象深刻。」波蘭文化部機構波蘭圖書協會（Instytut Książki／Polish Book Institute）發行的雜誌《新書》（Nowe Książki）則在2019年6月號刊登了安娜．瑪赫芙卡（Anna Marchewka）所寫的〈Echo，來自沙漠的女孩〉（Echo，dziewczyna z pustyni）。（註：波蘭圖書協會功能和地位有點像文化部出版司＋文策院，會代表波蘭參加國際書展，舉辦四年一次的波蘭譯者大會，提供波蘭外譯補助，還有一個定期介紹波蘭文學的網站，也出版書評雜誌《新書》。）
瑪赫芙卡在文中寫道：「《撒哈拉歲月》的力量是它的溫柔。三毛知道怎麼清晰、自然地重現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是現代讀者所渴望的，因為它是世界的真相。非虛構書寫能夠這麼受歡迎，不就是因為我們渴望知道世界的真相嗎？」
為何三毛的作品如此受到波蘭讀者的喜愛？我想有幾個原因：紀實文學／旅行文學在波蘭有悠久傳統（非虛構書寫是波蘭文學的強項，有固定的讀者群，還有專門出報導文學的出版社），非洲也是波蘭人會感興趣的主題。亞洲女性到撒哈拉沙漠生活、追尋自我，這個主題對波蘭人來說有新鮮感，和西班牙丈夫的愛情故事也是亮點。另外，三毛很有個性，人生很有戲劇性，這也會引起讀者的興趣。
有部分評論會稱三毛為中國作家。在Lubimyczytac.pl上，一位讀者Carnivean如此評論：「三毛透過她自身文化的透鏡和她多彩的人生，讓我們一窺沙漠深處撒哈拉人的日常。在這交會中，中國女作家的視角比我們所能預期的更貼近我們，也更『歐洲』。」瑪赫芙卡則在〈Echo，來自沙漠的女孩〉寫下這樣的句子：「沙漠中的中國女子（Chińka w pustyni），野蠻人之中的中國女子 — — 誰在這裡更具有異國情調？是來自遙遠國家 — — 其存在是被國際社會質疑，甚至忽視的 — — 的女旅人，還是撒哈拉的居民？」
不過，在絕大部分的評論中，人們會以台灣作家稱呼三毛，也會提到《撒哈拉歲月》是台灣文學的經典，這對推廣台灣文學來說，頗為正面。
3. 《複眼人》：有正有負，寶貴的回饋
繼《撒哈拉歲月》的成功之後，東方之花在2019年推出了吳明益的《複眼人》。《複眼人》在Lubimyczytac.pl上有將近四十人評分（平均下來七顆星），二十幾條評論。原本對奇幻、科幻等類型沒有特別感興趣的IdęCzytać，因為讀了《撒哈拉歲月》很喜歡，所以也讀了《複眼人》，覺得這童話般的小說「很動人、懷舊，很讓人投入但又輕盈，很多元」。Monika覺得「吳明益完美呈現了台灣原住民的魔幻」。Blanka則說：「《複眼人》是那種即使沒有連貫劇情，也能把讀者吸進它的世界的書。（⋯⋯）它的語言美麗且吸引人，而且碰觸到地球上每個居民都該思考的重要議題。」Blanka也有讀《撒哈拉歲月》，讀完這兩本書後，她說她愛上了台灣文學。
雖然多數評論是正面的，但也有少數讀者對《複眼人》提出尖銳的批評。Dezyderata說：「多重視角本來應該要讓我們看到每個角色的獨特性，但大部分的故事都很無趣，這些沒必要的聊天回憶打斷了故事的進行，讓閱讀變得很不流暢，也讓讀者很累。」另外，她提到這本書的環保議題在某個時間點成為全書重心，作者一直說教，讓她讀得很累。她覺得這些事如果是自己感興趣去讀會比較好，而不是被包裝在故事情節中。Zaczytana則說：「我覺得這些角色們很平板、一點都不複雜，但瓦憂瓦憂島和垃圾的部分又寫得太複雜了。書不厚，但作者在裡面放了太多情節和人物，這讓我讀到後來感到迷失。」
米蘭娜．謝夫斯（Milena Schefs）對《複眼人》的批評比以上這些讀者更直白。在她發表於《新書》雜誌中的文章〈小心，渦流來了！〉（Uwaga, nadciąga wir!），中，她直接說議題文學的問題是很好預期，結構平板，形式粗糙，彷彿語言和結構的問題都比不上揭露重要議題，最後讀者得到了一份「虛構的（比如環保）宣言」，而不是在美學上吸引人的作品。她說許多大師都會落入這個陷阱，比如寫下《石神》（Stone Gods）的珍奈．溫特森、寫出《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的瑪格麗特．愛特伍，以及《複眼人》的作者吳明益。
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回饋，都很寶貴，因為它讓我們看到波蘭讀者如何閱讀《複眼人》，對台灣文學有什麼期待和偏好。我們應該要認識到一件事：不是在台灣受到推崇的作家，拿到每個國家都都會被推崇。吳明益的作品是賣出很多版權沒錯，也被認為是台灣文學代言人，但不適合把他當成唯一的品牌。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要在波蘭推吳明益的作品，畢竟他的作品還是引起了一批讀者的興趣和好感。比較好的做法會是，把他當成台灣文學的其中一個支柱，同時積極去推銷其他作家的作品，多方嘗試、試水溫，如此可以慢慢摸清波蘭讀者的品味。
《複眼人》的譯者也是倪可賢。這本書會在波蘭出版，一部分要感謝她。2012年，我為了推廣《複眼人》這本書，在波蘭凡歌蒂劇場（Teatr Węgajty）演出我改編自《複眼人》的獨角戲「三個島嶼」，請倪可賢幫我翻譯幾段《複眼人》中的內容，當作宣傳文字。倪可賢看了很喜歡，後來還和我借閱《複眼人》，做了試譯，積極推薦給出版社。到了2017年，終於等到東方之花對《複眼人》表示興趣，簽下這本書，她也成為本書譯者。(這個過程，倪可賢有在她發表於「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的新聞信中寫到，不過她沒提到我請她翻譯是為了這場演出。)
雖然倪可賢是《複眼人》在波蘭出版的功臣之一，但2020年，我發現她在文學譯者協會（Stowarzyszenia Tłumaczy Literatury）製作的Podcast〈翻譯中的中國文學〉（Literatura chińska w przekładzie）中，再次把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混為一談。這集Podcast來自2020年3月10日在Muzeum Azji i Pacyfiku的對談，主持人是皮約特．西姆恰克，與談人除了倪可賢，還有國家出版社（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的編輯愛哲別塔．伯哲佐絲卡（Elżbieta Brzozowska）和翻譯烏卡修．木魯格瓦（Łukasz Mrugała）。Podcast的主持人皮約特．西姆恰克（Piotr Szymczak）在一開場就說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中國，Podcast網頁的介紹文字也是說今天我們要談中國，說它「人口最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核武大國，有自己的太空計畫，但也是一個獨裁政權，在少數民族權益和公民權方面惡名昭彰」。
談了大約三十分鐘後，主持人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包含許多不同文化，還有眾多僑民。他問中國文學是不是也有明顯的地區性傳統？是否能在波蘭出版的作品看到這個特色？倪可賢說，在波蘭不一定能看到，因為馬華文學目前只有一本《雨》，而台灣文學也出得很少。但她說幸運的是，近十年、二十年中國成為經濟大國，波蘭出版社和讀者都對中國文化／文學更感興趣，或許出版社會願意冒險嘗試，讓波蘭讀者有機會認識「單一的、大陸文學以外的文學 — — 我們漢學家總是會說，大陸和其他 — — 還有台灣，還有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住在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世界各地。有許多居住在美國的美國華僑，這邊的情況有點不同，因為有些人用英文寫作，但也有很多人用中文寫作。此時，這甚至已經不是中國文學，波蘭文中沒有簡單的說法，英文說法是Sinophone，這是指用中文寫成的文學，它所涵蓋的比由政府決定某本書可不可以出版的大陸文學廣泛。」
倪可賢說和中國文學比起來，台灣文學比較「不乖」（niegrzeczna），性別上也比較多樣（有同志文學），又說「台灣文學是一種可能性（potencjalność），它讓我們看到如果中國作家想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中國文學可能會長什麼樣。」她希望台灣文學可以多多在波蘭出版，這樣波蘭讀者就可以認識到「不是只有創傷和文化大革命，平凡普通的生活也很值得書寫，值得閱讀。」（註4）
雖然倪可賢在誇讚台灣文學，但為什麼台灣文學要被視為中國文學的對照和延續？在談中國文學的主場中談台灣文學，會讓台灣文學被邊緣化，被收編至中國文學中，被視為中國文學的其中一支，我想這是許多台灣作家／研究者、台灣官方／民間文化機構都不樂見的。從Podcast中我們可以判斷，倪可賢知道什麼是華文文學，也知道中國文學的概念無法涵蓋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如果要涵蓋，應該用華文文學來涵蓋。但如果她是要用華文文學的概念談中國文學、台灣文學、馬華文學，那應該開宗明義說我們今天要談華文文學，把華文文學的概念交代清楚，而不是把中國文學和華文文學的概念混用，在講中國文學時偷渡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然後天外飛來一筆一個波蘭讀者不熟悉的Sinophone。
倪可賢的近幾年對中國其實有很多批判，也有在媒體上發表。與其說倪可賢把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混為一談是親中，是故意的，不如說，她對台灣人不願被放在中國／中華文化之下這件事，完全無感。倪可賢是一位譯筆很好的優秀譯者，但我們無法期望她成為台灣文學的推廣者。或者說，她會推廣，但她會用她的方式去推廣，而她的推廣方式對於讓波蘭讀者認識台灣和台灣文學不一定有幫助。
4. 《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哪個彼岸？誰的凝視？
國家出版社（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位於華沙，是波蘭老牌大型國營出版社，成立於1946年，專出文學、哲學、歷史叢書。直到1989年，國家出版社都是波蘭最大的文學出版社之一。波蘭脫離共產民主化後，國家出版社繼續運作，然而經營不善，2010年一度瀕臨關閉，後來國家出手把它保下來，現在是直屬於波蘭文化及民族遺產（Ministerstwo Kultury, Dziedzictwa Narodowego）的機構。
2020年12月，國家出版社出了波蘭第一本台灣文學選集，叫做《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Na drugim brzegu: Antologia współczesnych opowiadań tajwańskich），選了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和〈售票口〉、白先勇的〈冬夜〉和〈金大奶奶〉、李昂的〈有曲線的娃娃〉和〈一封未寄的情書〉、黃凡的〈賴索〉、平路的〈玉米田之死〉、吳錦發的〈烏龜族〉、陳若曦的〈最後夜戲〉、朱天文的〈炎夏之都〉。雖然作家及篇章的選擇不錯，但選的都是老一輩的作家，多半七八十歲，最年輕的朱天文也六十幾歲了。
老作家很經典，只是作為波蘭第一本台灣文學選集，國家出版社應該要在選文上更有野心，至少涵蓋到中生代作家，以及新生代作家，另外也應該要選原住民作家。編者在編者序中說本來想選拓拔斯·塔瑪匹瑪（Tulbus Tamapima，漢名：田雅各），只是很遺憾沒拿到授權。相較之下，同樣由孔莉婭編選，國家出版社2019年出的《鏡中的石頭 — — 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選》（Kamień w lustrze. Antologia literatury chińskiej XX i XXI wieku）所選的作家有涵蓋各個年齡層（從老一輩的沈從文、錢鐘書到中生代的余華、韓少功到八〇後的顏歌），族群多樣（有漢族作家，也有藏族的唯色），甚至還有不同文類（小說、詩、戲劇）。
本書編者孔莉婭有為這本書寫一篇編者序。但是看完序，並不會覺得她很了解台灣文學。關於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她只用「台灣文學的歷史始於日據時代。那時候，文學要傳達的理念就和政治現實息息相關」一句話帶過。她說六〇年代台灣作家開始接觸現代主義、實驗前衛文學的手法，但台灣日治時代的作家就做過這些事了（當時還有超現實主義團體《風車詩社》）。關於鄉土文學，她說刊登在《文學季刊》的鄉土文學是為台灣的獨立而戰的政治／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說這個運動的發言人支持孫中山的理想，批判美國消費主義和西方文明影響，要創造建立在「尊嚴的理想，以及回歸農村社會傳統價值」之上的台灣意識。這描述也很奇怪，因為圍繞著《文學季刊》的作家們雖然擁抱現實主義，贊成書寫台灣當地風土民情，但他們並沒有要支持台獨，《文學季刊》的陳映真甚至甚至批評葉石濤「以台灣為中心」、台灣意識的論點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註5）
本書最奇怪的地方是「彼岸」。孔莉婭不只用「彼岸」作為書名，更用「彼岸」貫穿全書：
「『彼岸』的隱喻似乎貫穿了大部分的文本，這些文本──有點矛盾地──是撕裂的，就像島嶼和它的歷史一樣是撕裂的。第一個聯想是島嶼和大陸、台灣和中國之間破裂的空間。對失去的、中國祖國的鄉愁，可以在許多六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台灣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中看到。同樣的，我們也可經常看到移民美國的台灣人在異地感到的陌生，以及對台灣的思念。在此同時，在台北和台中這些大都會的彼岸，座落著空蕩蕩的村落，在那裡只剩下老人。他們的孩子在打造新的世界，接受新的價值觀。他們必須忘記傳統，這樣才能符合巨大經濟奇蹟和貪婪全球化的要求。這些故事的主角們看起來困在過去和現在之間。他們有美好的童年或青春回憶，但是憂愁、挫敗和孤獨咬嚙著他們。這破裂也存在於家庭與社會的連結之中。大多數地區文學（鄉土文學）的主題是事業成功的人們和沒有希望的窮人之間的社會隔閡，而這樣的隔閡肇因於中國國族主義者（譯註：這裡是指國民黨，波蘭人會稱國民黨員為中國國族主義者（chiński nacjonalista））的政治支配。另一方面，在比較後來的小說中，在後現代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女性心理分割的狀態。」(註6)
台灣文學的彼岸是哪個彼岸？誰的彼岸？孔莉婭沒有說得很清楚。但這「彼岸」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台灣 — 中國」的對應關係，孔莉婭自己也有說。也有讀者和評論者做出彼岸和「中國 — 台灣」關係的聯想，Książkowa Lista粉專作者在評論本書時說：「我特別喜歡那些書寫島嶼地緣政治情勢的作品（有時候回到「彼岸」，也就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展現居住在美國的台灣僑民生活）。」瑪赫芙卡在《跡象月刊》（Miesiącznik Znak）的Podcast節目「跡象之聲」（Znak na głos）裡面也說，彼岸是指台灣和中國大陸既遠又近的關係。台灣文學好不容易在波蘭等到一本自己的選集，卻不能以更為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方式被看見，而是要和不承認台灣主體性、一天到晚在國際上抹煞台灣主體性的中國黏在一起，實在是很諷刺。
波蘭讀者怎麼看《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 Lubimyczytac.pl上一名讀者Dociekliwy Kotek說她很認真的去和台灣朋友查證，發現這些作者確實是學校會教的。她欣賞本書的編者序，因為她對台灣歷史文化歷史了解不多（比如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有何不同），覺得序對她有幫助。她喜歡白先勇和李昂，但是覺得黃凡、黃春明和吳錦發的作品比較弱。
另一名讀者帕威爾．貝爾加斯基（Paweł Biegajski）在其評論文章中表示，他看到朱天文的名字感到很熟悉，查了一下發現Zhu Tienwen就是他記憶中的T’ien-wen Chu，他之前就透過侯孝賢的電影如《聶隱娘》、《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和《最好的時光》認識了朱天文。貝爾加斯基最喜歡的作品是〈炎夏之都〉、〈賴索〉、〈蘋果的滋味〉，他覺得〈售票亭〉、〈金大奶奶〉、〈最後夜戲〉和〈玉米田之死〉還不錯，但他不喜歡其他的作品。他還把《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和《鏡中的石頭 — — 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選》拿來比較。整體來說，他認為《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這本的水準比較不整齊，品質比較差，但還是有幾個優點，最大的優點是讓讀者看到台灣作家的多樣性。這評語真的令人很尷尬，因為「讓讀者看到台灣作家的多樣性」應該是一本好的選集的基本功能，不應該是最大優點。被拿來和中國文選比較，結果是台灣文選比較差，也叫人情何以堪。再一次，這也不是台灣文學的問題，而是編選的問題。
當然，編這樣一本選文不容易，我們也可以理解、體諒。波蘭之前沒有出過台灣文學選，編者和出版社肯做先行者，出版這樣一本選集，勇氣和努力可嘉，但這不表示我們不應該對這本書有要求。孔莉婭是華沙大學漢學系教授，也是波蘭漢學界權威，寫的東西有公信力及權威性，如果講錯會造成誤導。事實上，她已經造成誤導了，而且不只在編者序中。書出版前，波蘭電台第一頻道（Polskie Radio Program I）的主持人瑪格妲蓮娜．米科沃契克（Magdalena Mikołajczuk）在她的節目《我的書》（Moje Książki）中做了一集〈前往遙遠的台灣〉（W podróży do odległego Tajwanu），邀請孔莉婭和在華沙大學漢學系任教的李周（Małgorzata Religa） — — 她同時也是《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的譯者之一 — — 來談談這本書。孔莉婭在節目中提到〈最後夜戲〉中的戲曲是京劇（opera pekińska），還說她看到作者的描述文字就可以聽到聲音，但陳若曦描述的明明是歌仔戲。而在書的注釋中，歌仔戲被寫成來自中國福建的戲劇，但歌仔戲明明是宜蘭的發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有得到華沙大學東方學院的補助（紙本書中不知道為何沒寫，但在出版社官網，這本書的介紹中有寫Publikacja dofinansowana przez Wydział Orientalistyczny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理應受到更嚴格的標準審視。如果只是一本商業出版，那就算了，但如果是學術書，就要有學術書的規格和水準。
《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是波蘭目前唯一一本台灣文學選，波蘭目前也沒有其他關於台灣文學的相關論述。由於沒有可供比較的對象，《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很有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被奉為圭臬、視為經典。然而，這本選集不管在編者序、選文、編輯、翻譯還是註釋上，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我們值得一本更好的、能代表我們當下文學精神的選集，而波蘭讀者也值得一本更好的選集和一篇更好的台灣文學史。
5. 《大江大海》、《雨》、《花甲男孩》：中國文學？中文文學？亞洲文學？
對話出版社（Wydawnictwo Akademickie Dialog）是一家來自華沙的小型學術出版社，成立於1992年，專門出東方文化／文學相關書籍，但也出歐洲文學。從2015年起，他們連續好幾年申請台灣文化部的補助，包括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已出版）、黃錦樹《雨》（已出版）、楊富閔《花甲男孩》（已出版）、蔡素芬《鹽田兒女》（已出版）、劉梓潔《親愛的小孩》（已出版）、奧崴尼．卡勒盛（Auvinni Kadreseng）《消失的國度》 。
如果光看名單，應該會覺得對話出版社有長期經營台灣文學的意願，品味也不錯，應該是個好的合作夥伴。然而，我在我的〈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台灣敘事──從波蘭出版《花甲男孩》的分類爭議談起〉中提到過，一直到《花甲男孩》出版，對話出版社都在官網上把台灣的作品歸類在Literatura chińska（中國文學）的標籤下。雖然經過抗議後，出版社把標籤改了，過程一波數折，先是改成中文文學（literatura chińskojęzyczna），後來改成台灣文學（literatura tajwańska），最後改成亞洲文學（literatura azjatycka），這樣的行為顯示出他們對台灣文學的不了解和不尊重。
不只如此，他們對台灣作者也不是很尊重。2018年，對話出版社曾想買我的書《我媽媽的寄生蟲》的版權，但他們倉促來信，在信件中開門見山表明他們是為了申請補助才來詢問版權，希望我的出版社盡快告訴他們我的書是關於什麼，還有能不能賣他們版權（那時離補助申請截止剩下十二天）。由於他們提出的版權金額和印量很低（金額只有幾百美金，遠低於台灣出版社買外國作品的版權金，印量只有幾百本），還說要拿到補助合約才成立，我和我的出版社於是沒有同意[註7]。《花甲男孩》分類爭議事件發生後，我因為擔心其他授權給對話出版社的台灣出版社及作者權益受損，有去關心他們的狀況，一家出版社告訴我，對話出版社提出的條件並不優渥，另一家說，對話出版社也提出了拿到補助合約才成立的要求。
對話出版社的目標讀者是學術圈人士，不是一般民眾，所以印量不大，也不會主動做太多宣傳（一名波蘭文學圈人士告訴我，波蘭的學術出版社沒有做宣傳的習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雨》、《花甲男孩》在Lubimyczytac.pl的觸及度和討論度沒有像幾米的作品或《撒哈拉歲月》那麼高，《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兩人評分給七顆星，無人評論（補充：2022年有五人評分，兩人評論）。我在「長城後方：中國及亞洲」（Za Wielkim Murem: Chiny i Azja）這個網站上有找到一篇書評，網站的經營者是目前在東方研究中心（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工作的波蘭漢學家米豪．波古什（Michał Bogusz），他認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就像中國，吸引人，多樣，令人不安。」他還說這故事不只對中國的愛好者來說是有趣的，也具有普世性。（東方研究中心是一個國家智庫，成立於1990年，研究經費完全由波蘭政府提供）
《雨》的情況比較好，在Lubimyczytac.pl有五人評分（平均八點四顆星），三人評論（補充：2022年有八人評分，三人評論）。Czytaanna覺得《雨》是一本「艱難，有時候很恐怖，但值得閱讀的書」。巴托許．派榮（Bartosz Peruń）認為這是他在2020年讀到最好的書之一。除了Lubimyczytac.pl，網路上也有一些其他關於《雨》的書評，對本書頗有好評。比如，卡特琳娜．朱蓋伊（Katarzyna Dżugaj）在她的部落格「K jak Kultura」中寫道：「《雨》可被視為一堂豐富的、關於馬來西亞文化歷史的課，特別是對於那些平常不會關注這塊土地的讀者而言。這是一本迷人的 — — 雖然不易消化的 — — 關於消逝世界的故事，時而甜蜜，時而苦澀，完全值得花時間閱讀。不只是因為吸引人的主題，還有寫作的風格 — — 作者的文字精緻豐富，同時又很優雅，不會有巴洛克的繁複。希望黃錦樹的作品還會在波蘭出版，這位作者值得我們好好認識。」
《花甲男孩》在Lubimyczytac.pl有五人評分（平均八點八顆星），一人評論（補充：2022年有六人評分，兩人評論）。Nekomata說台灣文學很少被翻譯成波蘭文，光是這一點，就值得閱讀。他覺得作者很擅長文字遊戲。波蘭文學學者露易莎．史達胡拉（Luiza Stachura）在她的部落格「終わりない夢 ~Owarinai Yume~」也評論了這本書，覺得作者在書中探索了文化和種族認同的議題，以及如何在科技化的世界中保護傳統價值。她並且認為，書中的作品呈現出兩種對話，一種是跨世代的，一種是跨世界的（生者和死者的世界）。
雖然讀者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雨》和《花甲男孩》反應不錯，但可惜的是評論太少，無法採樣到更多看法。光就投資報酬率來說，補助對話出版社出版台灣作品，並不是那麼划算，而且還有可能犧牲台灣及台灣作者的權益。
6. 在波蘭推廣台灣文學的優勢、劣勢，以及我們可以如何因應
根據以上的研究分析，我歸納出幾點台灣文學外譯在波蘭的優勢及劣勢，並且提出我對台灣文學在波蘭出版的建議：
1. 首先，台灣文學在波蘭的優勢是：波蘭讀者對台灣文學是感興趣的。我原先以為，波蘭讀者對中國文學比較感興趣，不會想要讀台灣文學，但其實在波蘭出版的中國文學主要是關於六四和創傷文學，對看膩了這些主題的波蘭讀者來說，台灣文學是新活水，馬華文學也是。他們喜歡台灣文學，會認真閱讀、評論，對完全陌生的馬華文學也接受度很高，這是大大的優點。波蘭人有讀書評的習慣，如果日後台灣還想繼續在波蘭出版文學作品，務必要找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在有流量的媒體或論壇上評論。
2. 然而劣勢是：許多波蘭讀者／評論家對台灣文學的了解並不深刻，對台灣也缺乏認識。由於語言隔閡，加上不知道去哪裡找資料，很多時候出版品的譯序、編者序是讀者唯一吸收作者和作品資訊的來源，讀者也會在自己寫的書評／讀後感中引用、散播這些資料（所以這些序寫得好不好很重要）。一個大問題是：台灣文學在波蘭被呈現、討論的方式，還沒有完全脫離中國文學的脈絡，波蘭讀者也對華文文學認識不足，會把華文文學和中國文學混淆，這讓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和獨特性難以被注意到。
更糟的是，波蘭漢學家也無法向他們傳遞正確的、關於台灣文學的知識。波蘭漢學家多半是受中國體系的教育，他們對台灣的了解是片面的，很多時候他們看台灣的眼光、談論台灣的方式，會像曾經擔任駐台代表的梅西亞（Maciej Gaca）在華沙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SWPS Uniwersytet Humanistycznospołeczny）舉辦的線上座談〈台灣：島嶼的社會、政治情勢和未來〉（Tajwan: społeczeństwo, sytuacja polityczna i przyszłość wyspy）中所批評的：「他們毫無反思地用中國觀點談台灣。」即使是來過台灣留學的漢學家，多半也要花很多年的時間，才能放下中國觀點或中華民國觀點，以更貼近台灣的眼光看台灣文化及台灣文學。
3. 不過，值得我們小小欣喜的是，波蘭人看台灣的方式正開始改變。雖然這改變目前還很細微，但有改變就是好事（補充：一年後的今天，這改變比去年顯著了，這應該是由於烏俄戰爭中，中國態度搖擺不定，沒有和俄羅斯切割）。改變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波蘭的中國熱以及波蘭人對中國的好感、欽羨在過去一年來，因為武漢肺炎疫情橫掃全球（也波及波蘭）以及中國的戰狼外交，而逐漸消退。台灣在疫情中的亮眼表現，喊出Taiwan Can Help的口號捐贈物資給全球（包括波蘭），也讓波蘭人注意到台灣的公衛及經濟實力。由於美中貿易戰白熱化，台海情勢不穩定，許多波蘭漢學家、國際關係學家做了關於台灣的許多線上座談，媒體上台灣也比以前更頻繁出現。2021年4月6日，波蘭電台第三頻道（Polskie Radio Program III）播放了一個節目〈台灣 — — 完全不同的中國〉（Tajwan — zupełnie inne Chiny），主持人烏卡修．亞辛納（Łukasz Jasina）邀請波蘭國際事務中心（Polski Instytut Spraw Międzynarodowych）的馬青．皮吉霍德涅克（Marcin Przychodniak）來談台灣。
雖然節目一開始亞辛納還是用「完全不同的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角度切入來談台灣（「有第二個中國，不同的中國，有充滿謎團的中國，我們不認識的中國嗎？有的 — — 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被我們誤稱為台灣。」），但節目中皮吉霍德有提到，波蘭人是否能稱台灣居民為國族上及種族上的中國人，是隨著時間改變的。他提到台灣和中國的差異正在形成，尤其在年輕一代。另外，他也提到台灣的經濟雖然比較不受矚目了，但依然實力堅強。
雖然許多台灣人可能會認為把台灣說成「另一個中國」很脫離現實，這即使是這麼過時的談論方式，以前在波蘭也是無法想像、也看不到的（以前波蘭人只會把台灣看成「好的中國」，根本無法想像「台灣就是台灣」，也不會想去討論「台灣是什麼」）。是因為現在波蘭人才注意到台灣特色和台灣認同？還是以前波蘭人顧忌中國，不想失去和中國合作的利益，所以不敢談台灣特色和台灣認同？或是波蘭人也注意到國際的風向改變了，所以見風轉舵？都有可能。不管怎樣，風向開始轉變了，台灣應該要抓住這個機會，不要再去講自己是好的中國、傳統中華文化保存地，可以開始好好把台灣說清楚了。
4. 作品的選擇很重要。雖然波蘭讀者對台灣文學感興趣，閱讀後的反應也不錯，要找到真正能打動他們、在波蘭引起廣泛討論的作品，還是需要大量的研究調查，以及多方嘗試、磨合。根據羅曼．西姆科斯基（Roman Chymkowski）和蘇菲亞．澤紗茨卡（Zofia Zasacka）撰寫、波蘭國家圖書館（Biblioteka Narodowa）出版的《波蘭2020閱讀率報告》（Stan czytelnictwa w Polsce w 2020 r），在波蘭最受歡迎的類型是犯罪小說、通俗小說、傳記和歷史文學（這個報告可以在這邊下載）。
除此之外，根據我的觀察，報導文學、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也是波蘭的強項，有一批固定讀者。台灣文學很多元，類型小說（如奇幻、犯罪、科幻）和非虛構書寫（報導文學、家族書寫）的表現也很好，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到波蘭讀者會感興趣的作品。從《撒哈拉歲月》的讀者觀感中我們可以看出，翻轉刻板印象也可以是一種引起讀者興趣的策略。當然，如果一下跳太遠，讀者可能會心生卻步，但我們可以在他們熟悉的東西中，加一些不同的東西讓他們慢慢習慣，比如，我們可以多提供關於台灣文學的知識，告訴他們在台灣，作家們除了用中文創作，也用台文、客語、原住民語、日語創作，我們也可以選擇這些作品來翻譯。
5. 選對出版社很重要。在台灣，大家對波蘭及波蘭書市了解還是太少。雖然政府可以把關，但完全靠政府是不夠的，台灣作者和出版社也要增加關於外國出版社的知識，在選擇出版社的時候，除了出版社的定位、規模、行銷能力（這很重要，畢竟書不會放在架上就自己賣，台灣作品不是《哈利波特》），還要考量出版社的效率、誠信及他們對台灣的態度。台灣作者、出版社和政府單位應該要建立起一個觀念：雖然台灣文學在國外出版有其重要性，但推廣文學不應該建立在退讓、委曲求全和「有人肯出就很好了」的心態上。和別人合作，不代表我們不能對他們有要求。我從事翻譯多年，知道很多時候外國出版社都會要求看試譯、審譯稿，有些出版社甚至還會要求看封面和宣傳文字。台灣的出版社並沒有因為外國出版社提出這些要求，而不和他們合作。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要求我們在國外的合作對象呢？
6. 除了選對出版社，選對譯者也很重要。本文重點是讀者對台灣作品的觀感，不是翻譯品質分析，但我還是想在此舉幾個例子，簡單講評一下。在波蘭出版的台灣文學作品翻譯品質參差不齊，有些在水準之上，有些差強人意。倪可賢譯筆不錯，產量也高，目前波蘭出版的台灣文學中，有將近一半是她翻的，但倪可賢的問題我之前也提到過，就是她會把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混為一談。
《撒哈拉歲月》雖然很多人喜歡，但沙寧（Jarek Zawadzki）的翻譯是有問題的。他的翻譯中規中矩，沒出什麼大錯，但是他的波蘭文讀起來不像波蘭文。他過度忠於原文的結構，完全照字面翻，簡單說就是有翻譯腔。在〈收魂記〉中有一個句子是這樣的：「我有一架不能算太差的照相機。」[註8]波蘭文翻譯是：「Mam jeden nie najgorszy aparat fotograficzny.」[註9]「Mam jeden nie najgorszy aparat fotograficzny.（我有一個不算太差的照相機。）」是完全照中文語法翻譯，但在波蘭文中，jeden（一個）可省略，而且通常會省略，只有對波蘭文還不熟悉的小孩子和外國人才會保留「一個」。「因為那架相機背起來很引人注視，所以我過去住在馬德里時，很少用到它。」[註10]波蘭文翻譯：「Kiedy się go założy na plecy, aparat ten bardzo przyciąga ludzką uwagę, dlatego gdy mieszkałam kiedyś w Madrycie, rzadko go uży- wałam.」[註11]
「aparat ten bardzo przyciąga ludzką uwagę」（這架相機很吸引人的注意）是中文的直譯，波蘭文不會這樣講，只會講「aparat ten bardzo przyciąga uwagę」（這架照相機很吸引注意），波蘭文中根本不需要把「人的」（ludzką）放進去。而且，也不會用przyciąga這個詞，而是會用zwraca。
《花甲男孩》的譯者瓦露利克文筆比沙寧通順流暢，不過，譯文還是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問題。書中多次出現的名句「大內無高手，惟一姐，惟阿嬤。」[註12]被翻成「王宮女總管，最惟的女老大一樣的惟阿嬤」（Och-mistrzynia, Najweiszą Bosską Bacią Wei）[註13]，這可能是因為譯者不知道這裡的「惟」是唯一的意思，還以為「惟」是阿嬤的名字。
為什麼翻譯會出這麼多狀況？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波蘭的中文譯者多半是漢學系出身，學的是中國的中文，比較難了解台灣的用語習慣和文化／社會背景。我曾看過有譯者試譯以日治時代台灣為背景的小說，但譯者不知道當時的人名和地名要翻成日文。倪可賢也曾對我表示，台灣文學比較難翻，因為台灣作家用字行文沒有像中國作家那麼簡單。其實，這些錯誤並不嚴重，如果有台灣編輯或作者本人幫忙校對、審核，很多錯誤可以避免。波蘭文行文風格的問題，也可以靠波蘭編輯來把關，或是找同時懂波蘭文和中文的人來審稿。
7. 波蘭出版界和譯者的問題其實就是波蘭學界的困境。波蘭沒有台灣研究，漢學研究很大一部分被親中的學者把持。由於在共產時代，政治上彼此對立的波蘭和台灣也無法有官方交流，漢學系學生能到台灣留學、波蘭學者能到台灣交流，也是九〇年代以後的事（很多人不是為了台灣而去台灣，而是把台灣當成另一個可以學中文或做相關研究的窗口）。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多數波蘭學者看台灣的方式大致上不脫這幾個刻板印象：中華民國、中華文化、儒家。
即使自認親台、喜歡台灣的學者，也很難跳脫這些刻板印象，只有少數人能把台灣當台灣看待，肯定台灣的獨特性和主體性。我們無法也無力改變波蘭漢學界的情況，所能做的大概只有支持親台的學者、譯者，提供獎學金給對台灣有興趣的學者、學生，盡可能讓他們多了解台灣。另外，台灣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可以考慮捐書（或電子書）給友好台灣、對台灣有興趣的波蘭大學漢學系圖書館，讓那裡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當下的台灣文學作品和最新的台灣研究理論，不要用老舊的理論、老舊的作品來理解台灣和台灣文學。
8. 最後，但卻是最重要的一點：台灣人要認識到，文化外交不能只靠出版，不要把出版想得太偉大。雖然波蘭文化底蘊深厚，波蘭讀者對翻譯文學也很感興趣[註14]，但波蘭閱讀人口其實不多。根據國家圖書館出版的2020年閱讀率調查，波蘭的閱讀人口近十年來約佔四成，而且這個四成是指「一年至少讀一本書」，如果要讀超過一本，數字可能會更低。
我2020年做過一個小規模的田野調查，詢問我身邊的波蘭人朋友，以及認識波蘭人的台灣學生，波蘭人是否有從台灣文學認識台灣？結果不出我所料，沒有人從台灣文學認識台灣，大部分人都是透過影視（電影、戲劇）、流行歌曲、YouTube、台灣朋友來認識台灣。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文學出得少，但另一方面也是文學受眾本來就有限。
不過，這並不表示文學出版就不重要，因為文學可以影響知識份子、媒體人士甚至官員（尤其外交官），而這些人在社會上是有聲量的，對於國家的政策、台灣在波蘭的公眾形象也有一定的影響力。文化出版不是不要做，而是應該要和經貿合作（這個很重要，真的）、教育、學術交流、全民外交並進，才能發揮最大效用。當台灣的能見度在波蘭提升，當整個社會都對台灣更感興趣，對於文學作品的興趣也才會提升，作品出版了也才會賣，會賣出版社才會想要繼續出。我們要做的、要思考的，應該是培養一整個會對台灣文學買單的讀者群，而不是只是想把版權賣出去。除了文學，歷史相關書籍也很重要。我們常說，文史不分家。波蘭讀者若對台灣歷史了解不深，那其實在理解台灣文學上，也會缺少很多脈絡。
我在台灣推廣波蘭文學，推廣了十年以上。當我開始翻譯波蘭文學時，台灣讀者對波蘭文學沒有什麼認識，只知道辛波絲卡和朵卡萩。今天，台灣讀者認識了小說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提倡兒童權益的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報導文學作家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我在推廣波蘭文學時，從一開始就抱著要打開這個市場的心情去努力。台灣要推文學到國外，也應該要有這樣的野心。我們不是要把作品丟到這片遙遠的大海讓大家自生自滅，而是要弄一個海上養殖場出來，讓作品在那裡可以繁榮、透過好的通路接觸到讀者，然後讓讀者喜歡上台灣的文學作品，喜歡上台灣，甚至會在實際行動上支持台灣，這才是文化外交最終的目的。
[註1] 2020年4月23日，曾經擔任波蘭眾議院副議長暨國會友台小組主席的史蒂芬．倪秀斯基（Stefan Niesiołowski）投書波蘭大報「選舉報」（Gazeta Wyborcza），在〈台灣戰勝了新冠病毒，北京有麻煩了〉（Tajwan wygrał z koronawirusem, Pekin ma problem）一文中讚揚台灣在防疫上的成功，並且說：「民主比獨裁有效，當中國沒有受到壓迫、暴力和謊言的阻擋，它的潛力無窮，這就是戰勝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台灣給世界上的一課。（⋯⋯）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很難用獨裁來統治台灣，北京也沒辦法宣稱自己能代表那些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當倪秀斯基說「住在台灣的中國人」，他指的是台灣的所有人，而非只是外省人或從中國來到台灣居住的新移民／留學生。在文章另一處，他說：「1990年，中華民國的國會選出李登輝為總統。而在1996年，是中國史上第一次直選，李登輝再次當選總統。」尼秀斯基肯定台灣的民主價值和獨立性，但同一時間，他又把台灣視為另一個中國、好的中國，把台灣人視為住在台灣的中國人。這觀點在台灣人眼中看起來矛盾，卻是許多波蘭人的觀點。
[註2] 《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出版後，波蘭電台第二頻道（Polskie Radio Program II）節目《閱覽室》（Czytelnia）做了一集節目〈邊界和獨特性 — — 台灣和新加坡的小說〉（Granice i odrębności — proza tajwańska i singapurska w polskim tłumaczeniu），主持人瑪格札塔．希曼克維奇（Małgorzata Szymankiewicz）邀請瑪格妲蓮娜．米科沃契克（Magdalena Mikołajczuk）和皮約特．柯夫塔（Piotr Kofta）談《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和新加坡作家李婉婷的《道德恐慌部》（Ministry of Moral Panic）。皮約特．柯夫塔在談《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時，說台灣是另一個中國（alternatywne Chiny），台灣文學是另一個中國文學（alternatywna chińska literatura）。
[註3] Lubimyczytac.pl成立於2011年，是波蘭目前最大的書評網站，上面有官方書評，也有讀者自己寫的書評。它有點像博客來的會員評鑑，但不像博客來的平台是書店經營，比較像中國的豆瓣讀書。
[註4] 「倪可賢說和中國文學比起來⋯⋯值得閱讀。」改寫自我的文章〈我們必須說出自己的名字──從波蘭學者《台灣例外論》的矛盾談起〉的部分內容，當時我把niegrzeczna翻譯為「叛逆」，但現在覺得翻譯成「不乖」比較精確。
[註5] 「關於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分離主義的議論」這段改寫自我的文章〈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形象──從波蘭《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的問題談起〉， 陳映真的文字，則引自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合編的《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修訂版）》（聯合文學，2019），頁136、162。
[註6] 以上這段我在我的〈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形象──從波蘭《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的問題談起〉亦有引用。在〈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形象──從波蘭《在彼岸──台灣當代短篇小說選》的問題談起〉中我把metafor翻成意象，這次重新看過，認為應該要翻成隱喻。
[註7] 「如果光看名單⋯⋯我和我的出版社沒有同意」改寫自我另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請見：林蔚昀，〈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台灣敘事──從波蘭出版《花甲男孩》的分類爭議談起〉，《報導者》，2021.05.18。（來源：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a-boy-named-flora-a-polish-edition，2021.08.15）
[註8] 三毛，《撒哈拉歲月》（台北：皇冠，2021），頁226。
[註9] Sanmao, Saharyjskie dni, trans. Jarek Zawadzki (Skarżysko-Kamienna: Kwiaty Orientu, 2018), p.260 (因為難以購得紙本，所以這邊寫的是電子書頁面，可能和紙本頁面有差異).
[註10] 同註8。
[註11] 同註9。
[註12] 楊富閔，《花甲男孩》（台北：九歌，2017），頁15。
[註13] Yang Fumin, Zaśpiewam Ci piosenkę. Opowieści z południa Tajwanu. trans. Agnieszka Walulik, Warszawa: Wydawnictwo Akademickie Dialog, 2018, p.17. 關於《花甲男孩》其他的翻譯問題，請見〈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台灣敘事──從波蘭出版《花甲男孩》的分類爭議談起〉。
[註14] 根據奧爾嘉．大維多維奇—西姆科斯卡（Olga Dawidowicz-Chymkowska）撰寫、波蘭國家圖書館（Biblioteka Narodowa）出版的報告〈2020出版趨勢數據第71冊〉（Ruch Wydawniczy w Liczbach tom 71: 2020 książki），波蘭2020年的翻譯作品佔比為20%，和法國（21%）差不多，比西班牙（15%）高，也比德國（12%）高，但比瑞典（23%）低，更遠低於捷克（39%）。波蘭翻譯佔比二十年來穩定維持在19 – 23％之間（除了2008有到25%，2009年有到24%）。翻譯文學的語言佔比為：英文（55%）、法文（9%）、德文（8%）、日文（7%）、西班牙文（4%）、義大利文和挪威文（各佔2%）。這份報告的PDF可以在此下載。
